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对细菌战罪犯进行了首次专门审判。这一审判在东京审判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但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今年是伯力审判75周年纪念，其中蕴含着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细节。
一 伯力审判的背景
国际形势当时极为复杂且多变化。位于苏联的伯力，即现在的哈巴罗夫斯克，举办了这场审判。1949年，全球刚刚摆脱二战的阴影。日本在侵华时期实施了细菌战等残忍行径。苏联为维护正义，追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审判了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隶属于与细菌战有关的多个部队，包括著名的731部队等。
在此情境下，审判工作显得尤为关键。苏联肩负起大国的职责，在处理战犯案件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此举也是对国际社会关于清算日本在二战中罪行的呼声的一种响应。此类审判不仅针对个别战犯，同时也对日本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二 审判的具体人物构成
众多战犯正在接受审判程序。其中包括川岛清，他曾是七三一部队的生产部部长。久留岛佑司，作为731支队162分队的实验室助理卫生兵，同样被列入受审名单。菊地则光，在731支队643分队担任实验室实习卫生兵，也面临审判。佐藤俊二，曾担任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部长，以及原8604、1644部队的部队长，亦在受审之列。平樱全作，作为100部队的研究员，参与审判。柄泽十三夫，担任731部队本部第四部课长，也是审判对象之一。此外，高桥隆笃、平樱全作、梶塚隆二等战犯亦被审判。
这些战犯隶属于不同的部队和层级，然而，他们在细菌战罪行上均负有不可免除的罪责。无论是高级军官还是普通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他们的存在充分展示了日本细菌战是一项系统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三 审判过程中的证据呈现
当时，众多资料为依据。比如，日本战犯审判的相关文件，部分于1949年12月25日刊登于《太平洋之星》报。同日，《对日本战犯细菌武器罪行审判》一文亦见报端。N.罗加尔的《帝国主义的鼠疫杆菌 法庭记录》则于12月29日发布。这些报纸文章均是对证据的详细记录。
报纸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渠道，披露了审判过程中的详细信息，使公众得以掌握案件进展中的关键证据。这些证据有力地证实了战争罪犯的罪行，详尽地揭示了他们在细菌战中的具体行为。
四 伯力审判的重要意义
人类历史上首次对细菌战犯的审判具有重大意义。该审判补充了东京审判的缺陷。东京审判主要针对常规战争罪行，而伯力审判则专注于违反国际公约、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它为追究日本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些证据有助于保留历史真相，对今后纪念历史、预防类似罪行再次发生具有极高的价值。
伯力审判虽由苏联主导，却具有全球性影响。这一审判展现了人类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在国际社会面对反人类罪行时，亟需此类全面而公正的审判以警醒后世。
五 伯力审判未被广泛认可的原因
伯力审判并未获得普遍赞同。在冷战时期，政治化的标签扮演了关键角色。那时，国际形势主要分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对立阵营，这种对峙格局导致众多事件被赋予政治色彩。同时，由于史料不足，研究工作难以深入。资料的不全面和准确性限制了人们全面掌握审判细节和真相的能力。
这种现状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其中蕴含着诸多历史遗憾。众多战争罪犯的罪行亟需全面曝光，同时，审判的公正性及其全球意义亦应受到广泛认可。
六 75周年纪念与重新出发
今年适逢伯力审判75周年纪念。澎湃新闻与私家历史携手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展开合作，此举颇具正面价值。基于俄罗斯近期解密的档案资料，一系列报道详细回顾了审判前后的历史细节，有助于更广泛的公众认识伯力审判的真相。此举为伯力审判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当前这一历史时刻重启研究，有助于重新评估伯力审判的历史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伯力审判进行再探讨，对于增进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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