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批评意见启迪思考
张欢博士的评论中，批评态度真诚而深切，其见解富有启发性。特别是关于刑部是否直接介入户婚等具体事务的裁决，这一点引起了广泛关注。按照理论，此类自理词讼和民间琐事应在初级衙门得到妥善处理，无需上报至刑部。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差异。
清代刑部职能的深入研究，对于解决此类争议性问题至关重要。这一问题推动研究者超越制度框架，进而揭示刑部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作状况。
刑部制度与实际职能差异
在制度与职能层面，刑部原本无需负责笞杖类小事的复核与审判，此类事务的移交标准至少应达到徒刑级别。但在清代实际情况中，可能普遍存在将笞杖轻罪案件转交给刑部处理的现象。
现象成因复杂，涉及初审官员过于小心、判断错误或逃避责任等方面。由此导致刑部实际运作与制度安排存在偏差，亟需深入探究并明确。
深入探讨刑部职能关键
张欢博士提出，需探讨刑部在接收此类移交案件时，系属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拓展职能。若系后者，则刑部将涉及处理大量笞杖等小事，与既定制度职能设定存在偏差。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但往往不易被察觉和研究。若能在清代史料中发现相关文献、档案，以及涉事官员的文集、日记等资料，这些将成为深入研究清代刑部职能与衙署关系的关键切入点。
边疆民族问题的反思
张欢博士所提及的边疆及民族议题，在原文的框架构建与撰写过程中显得较为薄弱。这一情况表明，在探讨清代刑部问题时，对边疆和民族相关领域的关注度不够充分。
后续研究需提高对此领域的关注度，并将边疆及民族地区的刑部职能纳入研究范围，以实现清代刑部研究的全面性。
马奏旦博士专业批评参考
马奏旦博士针对我的作品提出了三个具有建设性的疑问，涉及“人命关天”的深层含义、满汉关系中满族官员的发言权问题，以及“就地正法”的实际效应。尽管原书中并未明确指出“人命关天”的解析，但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综合性阐述。
马奏旦博士针对满汉关系提出，应在研究方法上给予满文资料同等重视，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刑部满籍官员处理满族案件的具体状况，这一观点颇具合理性。
对就地正法的独特理解
作者认为就地正法被理解为对清朝“理想”刑罚体系的破坏，而非单纯的价值评判或效果分析。同时，作者并未将晚清频繁发生的重大案件归咎于就地正法策略的普遍实施，而是指出，从同治中后期开始，刑部主要通过与督抚采取两种对立手段进行对抗。
该观点为探究清代刑部职能与就地正法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角度，促使人们深入探讨晚清司法体系演变的具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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